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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第一枝笔” 胡乔木
作者: 杨金宏    文章来源: 盐城市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    更新时间:2012/2/18  阅读次数:

  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盐城县鞍湖乡张本村,时值辛亥革命之期,其父胡启东先生寄希望于后代,故据“革故鼎新”之成语,取名“鼎新”。后取“乔木”之名是去延安后的事。

  胡乔木自幼秉受父亲胡启东的训教和熏陶,学习勤奋、博览群书、正直谦逊、向往进步。

  1924年,12岁的乔木考入扬州省立八中(即扬州中学),才华渐露,初二时,他的作文成绩闻名全校,经常被选作范文传阅,并获嘉奖,博得神童之美誉。193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先学物理系,后改读历史系,同时他还经常旁听其他系的课程。在清华,他与共产党人有了紧密的接触。1930年下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校方发觉,乔木被迫中断学业,被父亲接回盐城。在家一年中,他读了很多书,家中的《二十四史》和他父亲的诗集、文集以及其他藏书他差不多都读完了。在盐城期间,他继续地下工作,1932年秋,由当时中共盐阜特委书记嵇银根介绍入党,并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1933年下半年因中共盐阜特委叛变,乔木转入浙江大学读书。在校期间,他组织秘密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领导学生运动,1934年底学校开除并被特务追踪而离开杭州到上海。在上海,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在上海期间,他为《路灯》、《时代评论》、《知识》、《学生呼声》等刊物撰写过许多文章,同时在革命活动之余,他还见缝插针地写了一些如《向别字说回来》、《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八月的乡村”》等文字学和文学方面的文章。1936年4月,乔木的哥哥胡达新(当时在河南焦作从事铁路工程工作)到上海,邀请他们三人回老家参加他的婚礼,出于同胞之情,乔木抽空回盐城,这是乔木同志最后一次回家乡。

  1937年5月,乔木同志奉党组织的命令奔赴延安。抗战初期,他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和边区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在此期间,他为青训班和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写过班歌和校歌。1938年7月,他与青训班女生指导员李桂英(后改名谷羽)结婚。从1941年2月起,他担任毛泽东同志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尽管后来他担任过许多职务,但这个职务一直继续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这是乔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工作学习,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效法毛主席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是极好的机会。由于乔木同志有较长时间的革命斗争经历,同时又具有深厚广博的中西文化知识基础,清晰的理论思维和畅达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快成了主席得心应手的助手。在延安期间,他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写了大量的新闻、社论和评论文章;协助毛主席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参加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文艺座谈会上,他将毛主席的两次即席讲话认真记录,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席十分满意,亲自修改,公开发表,并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他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为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1945年8月,他作为毛主席随行人员去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接着他又去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参加土改。1947年4月,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历经艰险。1948年4月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后,毛主席委以重任,要他主持新华社工作,既当总编又当社长,接着又任中宣部副部长。1948年2月,主要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受到毛主席的赞扬。他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的社论、评论和新闻。他撰写的《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在党的宣传斗争中成为犀利的投枪。同时,新闻宣传工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有力配合作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乔木同志作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对此,毛主席十分高兴地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

  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并出席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许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同志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1950年到1954年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在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他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大量心血。他参加起草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深刻阐明党中央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为新闻出版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很大努力。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对于推动上述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十年代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乔木同志是党内较早觉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负责同志之一。1959年7月,他主持草拟的庐山会议议定纪要,是一份力图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1961年他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搞农村调查,调查后起草了《农业六十条》,后来割“三分供给”尾巴,取消公共食堂,都是乔木从中起了作用。庐山会议转向反右倾斗争,是乔木始所未料的,他心身交瘁,种下了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加之长期的劳累,1961年下半年起,乔木同志不得不长期离职疗养。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基本处于休养状态。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他不断被揪斗,家也被康生从中南海赶出来了。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加之毛主席又特意来到他家门准备看望乔木,这才使他从厄运中解脱出来。在逆境中,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1975年他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积极投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为坚持贯彻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作出艰苦的努力。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在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决而有成效的斗争。他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论论证。他列席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为实现历史性转变做出和积极贡献。在这次全会上,他被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继续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1980年至1981年,他在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接着又负责起草了十二大的重要文件。在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乔木同志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肯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创立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的一些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十三大以后,他退居二线,仍积极关心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实施,关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极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邓小平同志曾赞赏地称胡乔木同志是“党内第一枝笔”。

  胡乔木同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亲自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全力协助邓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他不顾体弱多病,编辑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时,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力作。同时还提议撰写和参与审定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并在病床上为该书写了题记。这时间距他逝世只有十三个月。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又先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他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尊重老科学家、知名学者,关心中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他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在社会科学界、宣传文化界受到普遍的推崇。他被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良师益友,思想宣传战线的许多骨干人才,都受到他的亲切培养和熏陶。

  胡乔木同志历来关心文艺工作,他大力倡导文艺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鼓励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繁荣文艺创作。他在1981年8月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对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胡乔木同志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三届、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胡乔木文集》和他的诗选。

  乔木同志毕生忘我工作,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由于长期紧张艰苦的工作,乔木身患多种疾病,年青时他就患有严重胃病,1951年,他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后又因胆结石切除。六十年代后,他一直患严重神经疲劳症,1990年9月,他确诊为癌症,在身体极度虚弱,化疗反应强烈直至癌细胞扩散造成骨折的情况下,他靠“兴奋剂”和镇静药交替使用,仍清晰思维,忍受病魔折磨笔耕不止。直到临终前夕,他还觉得自己“此生回顾半虚度”(乔木写给谷羽的诗句),有许多事情应该做而未能完成。1992年9月28日,乔木同志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无愧于“党内第一枝笔”的称誉,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永远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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