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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买火柴
——农家的难忘旧事
作者: 倪尧    文章来源: 盐城农家岁月    更新时间:2012/2/14  阅读次数:


    解放以后截止改革开放,这长达三十年时间内,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时期,也是政治活动频繁、计划经济管理,“左”的思想干扰,人民饱受折腾的非常时期,那使部分人抬不起头的家庭成份,让乡下人低人一等的农村户口,令农村人尴尬难堪的购物票证,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这差别化的国民待遇,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合法化的人为歧视,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回顾这些难忘的旧事,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增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

使部分人抬不起头的家庭成分

    1946年5月,县境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分田地、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次年,开展了土地复查,重新划定阶级成分,并张榜公布,红纸为贫农和雇农,黄纸为中农,绿纸为富家,白纸为地主。从此,农家便有了家庭成分。到1979年摘除地主富农帽子算起,所谓“成分论”存活了32年之久。从划定成分起,地主、富主分子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只允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允许乱说乱动,哪怕走在路上,看见贫下中农,得低头垂手站在路旁,待别人走后才能继续上路。集体分配他们干的农活,都是粗活、重活、累活,而所得的工分报酬要比同等劳力低微。“文革”时期,地主、富农分子理所当然地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他们无一逃脱被批判、游斗的命运,许多人被剪掉头发,画上鬼脸,戴上高帽,挂上木牌,五花大绑,罚站罚跪,甚至受到拳脚交加、棍棒敲击的殴打,经受了非人的折磨,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其实,这些地主、富农分子,都经过政府改造,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充其量说他们只不过是只“死老虎”,对他们采取这种极端的“专政”手段,未免有点过分。那些所谓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子女,命运也很凄惨。在“唯成分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高调下,不少人因为出身地主、富农家庭,政治上受到歧视,人格上受到污辱,一直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入党、入团、入伍与他们无缘,恋爱婚姻常因成分而告吹。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们被划为“黑五类”,称为“狗崽子”,备受歧视。在那个年代里,每年生产队动员安排社员上大河工,首先提名的是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弟,因为他们不敢讨价还价,所以,他们年年上河工,吃尽了苦头。最令人寒心的是株连政策,凡是地主、富农的亲戚,都作为政历不清白而受到牵连。那时清理阶级队伍,搞政治审查十分苛刻,要求政审到“八父八母”,即:父、母,祖父、母,叔父、母,外祖父、母,岳父、母,舅父、母,姑父、母,姨父、母。叔、舅、姑、姨又不止一个,在这众多的亲属中,只要有一人成份不好,那即为政审不合格,意味入党、入学、参军要泡汤。因而,许多地主、富农家庭,众叛亲离,亲友老死不相往来。直至1979年,全部摘除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认定地主、富民家庭成分的子女都是社会公民,享受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从此,这折磨人的家庭成份终于划上了句号。

让乡下人低人一等的农村户口

    新中国成立后,户籍管理主要分农村和城市两大块,居住在农村的公民为农村户口,居住在城镇的公民为定量户口,也称“国家户口”,所谓定量户口,即国家按月按人供应粮、油、副食品,还有煤碳、肥皂等生活日用品,而且包劳动就业,一律安排工作。这与农村户口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差别化的国民待遇把城里人推上了优等公民的地位,使定量户口成了一面金字招牌,人为地扩大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差距,使农村居民处于低人一等的境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城里人仍然每月供应大米26-28斤,半斤食油,而农村人许多地方每人每月只分配15斤原粮,人们不得不吞糠咽菜,勉强度日,甚至发生饿死人的惨剧。种粮人吃不饱肚子,不种粮的人反而吃饱饭,真正应了一首古代民谣:“种田的汉子,一辈子饿得慌”。这未免有失公道。城里人成年后,即由政府安排工作,不是全民工就是大集体正式工,而农村人进城只能到企业做临时工 ,报酬很低,福利很差,而从事的多为苦活、脏活、重活,甚至危险活。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户口性质的差别,不知造成了多少青年男女恋爱婚姻悲剧。那时候孩子生下后,报户口跟母亲走,母亲是定量户口好报定量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只能报农村户口。因此,乡下姑娘与城里的小伙子恋爱,无论姑娘多么美丽可爱,都会遭到男方家庭的横加干涉,原因就是将来生下的孩子会是农村户口。所以,不知造成了多少恋爱悲剧。不过,城里的小伙子,哪怕是智障、白痴,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他可以娶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农村姑娘,因为姑娘羡慕小伙子的户口和城里人的生活,至于婚姻是否幸福,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时候拥有国家户口,是一个特殊身份的象征,国家户口的“含金量”之高,深深地吸引着众多的乡下人。有趣的是,农村死了老人,在做斋时,有的人家会糊上一个定量户口本烧给老人,说在世是农村户口,到阴间替你“农转非”,享受国家户口的待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地政府不知是出于财政拮据,还是为了满足农村人的心理需求,明码标价地公开向农民出卖“国家户口”,一万二千元一个,只要交上钱,立即可以“农转非”,不少农户为了自己的子女成为国家户口,咬咬牙拿出自己半辈子积蓄起来的辛苦钱,替子女买了户口。但是,他们还是受骗上当了。因为,不久国家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户口分成了城镇和农村两大块,作为居住地的划分,没有了过去可以享受的种种待遇。不过,农村人倒也想得开,就算享受了一阵子,到底潇洒走一回。

令农村人尴尬难堪的购物票证

    新中国成立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期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有些物资不得不实行计划分配,凭票证购买,大到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小到铁针、发夹、线票、火柴票,达到数百种之多,故我国当时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票证王国”。在众多的票证中,首推是粮票和布票。粮票发放不到农村,乡下人上街,手里抓着钱,也买不到烧饼、油条,因为人民币和票证同时流通,缺一不可。布票是1954年开始发放的,每年发放多少无定数,多的年份每人发放一丈多,少的只有几尺,只够买一条裤头。哪家要娶媳妇,最头疼的就是布票。那时,男方要给女方“六对布”,即六套衣服,加上置办被褥等,少说也得十几丈布票,不得不东挪西凑,能借遍所有的亲戚,办过喜事后,至少三、四年家里人添不上衣服。除此以外,农村还发放一些临时供应票证。妇女生孩子,可凭“产妇证”买二斤红糖,五斤馓子;端午节发糖证,一人可供应二两白糖;中秋节发月饼证,一户可买到一只月饼,一家人分食,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块,不够塞牙缝;春节每户可供应二斤白糖、二斤果子、二包乙级香烟、二瓶乙种白酒。平时正常按月供应的主要是煤油、食盐、肥皂、石碱、火柴等,数量很少,人口少的农户,一月只能买到半块肥皂。工业品证,主要发给城市及行政、企事业单位,与乡下人无缘。那时候最流行的“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都凭票供应。农村人想买自行车,就得找城里的亲戚“开后门”,请客送礼拉关系,所以“开后门”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和特定现象。要不然就买黑市,那时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定价只有170元,而黑市卖到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元,可买同型号的自行车50多辆。那时候,农村青年男女恋爱结婚,最时尚的就是男方要给女方买“三大件”,常因男方找不到票证,又出不起黑市价,而使婚姻告吹,不知毁掉了多少人的终生幸福。总之,在计划经济时期,因物质匮乏,给农民发以票证,以保证基本日常生活的需求,无可厚非。但有钱买不到商品,票证的价值超过了人民币,极其有限的物资供应,使农村人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可以想象这么多年他们怎样熬过来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票证逐年失去作用,自动退出市场。1994年,国家宣布取消粮票制,至此,“票证王国”土崩瓦解,大部分票证成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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