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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资深秘书”
——文学创作与公文写作杂谈
作者: 杨桂森    文章来源: 盐都日报    更新时间:2017/2/16  阅读次数:

  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回乡省亲,问及我在单位是否做秘书及文学境遇等话题,我说公文写作不少,文学创作则是私活,在单位大概能算一个边缘秘书吧。孙老会心一笑,一再嘱托我不要懒惰,要多搞些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时对孙老的话也未多咀嚼,现在想想自己这十几年来的文秘写作,倒也有些可堪回味的地方。

  至于写作,有两种人你是不能不钦敬的,一是作家,二是秘书,他们是文字的贵族阶层。玩转文字,作家总是有推敲的顿悟与快感,而秘书常表现出绞尽脑汁般的苦恼与困惑。出于文学或者施政的目的,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炼丹似地炼着每一个字,将其锤炼得精美无比,使得每一个字词之间都充满了深奥的默契,文学产生了无数的“这一个”,而公文中的“八股”习气则愈演愈烈。

  1992年,在基层工作的我接到局里通知,让我写一份工作简报,有点放出风来调我到局里当秘书的意思。我很快按要求交出了稿子,紧接着便请假到南京出版社校对文稿。等从省城回来,却被告知与秘书这个岗位失之交臂。这也就意味着,我还得在一到天黑就停电的乡下熬着。尽管当时不少领导和同事认为我是块秘书的料,我也有信心能够胜任秘书工作,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怀疑过,但不知哪位先贤说过:老是想着当秘书的人是没出息的。

  在全国流行办报风的时候,我因文学特长被借调到一家部门内部报纸做编辑、记者。一个文学爱好者谋到一份成天与文字为伍的行当,总有使不完的劲,所以也就成天地忙得不亦乐乎。在做好采访、编辑工作之余,我也常帮着主编为领导写一些讲话稿(主编是该领导的秘书),我的文字功底很得主编的赏识,他很想让领导也赏识我,好有理由正式调用我。每每揽到此类活,我都有好表现的欲望,越是急的材料越能赶,惹得一帮子同仁既羡也妒。一次,主编让我急赶一篇讲话稿,我铺开我平时写作用的500格大稿纸,码出了四千余字的稿子,第二天交到主编这,主编甚为满意,让我直接送呈领导阅示。领导随手翻了翻,说字数好像少了点,我一脸愁容地回到主编这,主编又回头看了看材料,嘴里念叨着不错呀,似有所悟却又不动声色地递给我一本180格的稿纸,要我将稿子再抄一遍。我问要不要再加点料,主编说用不着。后来,领导果然没有嫌字数少。从那时起,我体味到做秘书太需要眼头见识了,我也打心眼里佩服主编作为一个资深秘书的游刃有余。

  后来,我一直在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作为基层的业务指导者,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组织专项工作,公文写作便成了家常便饭。常常为召开一个会议,要给不同级别的领导写作讲话稿,一件事情常常变换多种角度,为符合不同领导的口味、语言风格、语气特点而焦头烂额。经而久之,人也不自觉地成了文字的奴隶。尽管自己也常常觉得这些材料缺少慷慨激昂的战斗性、鼓动性,但你必须适应。要适应就得“跟风”。为了讨巧,将上面的材料直接抄来,省改成市、市改为县(区),这才显得层层级级在抓落实。在写年终总结的时候,翻翻各基层单位报来的总结,总是千篇一律地套用上年机关工作总结的格式体例,让人索然无味。想把公文搞出激情来,真是太难了。这种懒惰,又常耗蚀着我文学创作的灵感。

  一位市级机关主任级的秘书曾经喟叹过,写了一辈子的“同志们”,却从没有上台喊过一声同志们。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有时是很难分清的,是领导造就了秘书,还是秘书成就了领导,其实在秘书成了领导之后也会使用秘书这一命题下得到诠释。

  中国的文字本身就是藏有陷阱和玄机的,一千个人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多义词、同义词又很多,语法又含混,边界模糊,在文字中游走,是尽可玩出许多花样的。公文的程式与格式化倾向,无疑会迷失人的文学天性。不过,人在一个环境里要生存和发展,尤其是一个文学的人总要为实际有用有益,并借此获取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许就是孙绍振教授给我的一番点拨与开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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