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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岁月
农家的“文革”轶事
作者: 倪尧    文章来源: 盐城农家岁月    更新时间:2012/2/14  阅读次数:


    “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农村也未能幸免。虽然广大农民群众在动乱中始终坚守生产劳动岗位,保持了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但在那疯狂的年代里,他们由迷惘到盲从,也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听起来都会使今人感到可笑,而在当时,许多人都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去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他们有过批斗整人的冲动和激情,也有过被人整的自危和伤痛。今天,回顾这段难忘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更加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小康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初期,农村普遍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贫下中农的中青年子女加入了红卫兵,老贫农、复员退伍军人加入了红铁军,在校的小学生加入了红小兵,一律戴上标有组织名称的红袖章。红卫兵不分男女,一般着旧军装,以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为最时尚。红卫兵第一次的大规模行动就是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寺庙,菩萨被抛下河,法器被砸烂,和尚被赶出庙门,勒令还俗。以后是挨家逐户地搜查,所有香炉烛台、灶阁老爷、祖先牌位、中堂字画、福字对联以及描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什物、缸坛瓦罐等统统砸烂或付之一炬。少数农家祖传的古董或文物,都未能幸免,统统当“四旧”扫了。一些吃长斋的佛教信徒,被勒令现场开荤,以致呕吐一地,引发红卫兵们窃笑不已。一些巫婆、神汉、算命、打卦、测字的以及风水先生,这些所谓“牛鬼蛇神”,被没收了法器和骗人的工具,要他们具结悔过,不再骗人钱财,这是温和的做法。有的地方干脆戴上高帽子、挂上木牌子,牵着游行示众,确实触了这些人的灵魂。总之,农村与城市相比,扫“四旧”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仅热闹了一阵子就草草收场了。

    大字报。“文革”开始倡导“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口诛笔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了农村主要就是用大字报揭露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所谓“罪恶行径”,各地都搭起了大字报专栏,供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大字报的用词,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炮轰”、“雷打”、“火烧”、“水淹”,等等,还有什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简直是谩骂和诅咒。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多是反映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生活作风等问题。反映生产队长的所谓“罪恶”,许多就是吃了几顿夜餐,给亲友安排轻工巧活,给熟人多开给工分,以此给扣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轻则责令其在社员大会上做检讨,重则将其押到公社罢掉他的“官”。那时说来十分好笑,只要有十几个所谓“革命群众”对生产队长不满,将其拉到公社,口号一呼,公社干部临时拟个免职的文件,当众一宣读,生产队长这堂官就给罢免了。就这样,有的生产队一年换了几个队长。

    学毛选。学习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文革”中的头等大事。农村家家都购买了《毛泽东选集》1-4卷,即雄文四卷,人人都有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男女老少都要读红宝书,学“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唱语录歌。当时农村里文盲很多,识字的人很少。你要一字不识的人去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老三篇”,学唱语录歌,简直是赶鸭子上架。但生产队视为政治任务,硬行规定每个社员必须会背多少条语录,会唱多少个语录歌,完不成任务的就要扣工分。而且在交通要道上设“语录岗”,专门有红卫兵站岗,你要通过这个关口,必须身上带有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背诵三条毛主席语录,唱一首语录歌,否则,请你原道返回,不准通过前往。这可难煞了不识字的人,不敢走亲戚和上街办事。那时,你如走一个远路亲戚,一路上可能要通过几十道这样的岗哨。不过,一些个脑灵活、记忆好的人,背上几百条毛主席语录不在话下,有的不但能将“老三篇”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还能用地方淮调将“老三篇”唱下来,这些人一般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样就有了许多形形式式的讲用会,农村多为田头讲用会和家庭讲用会。要一个农民交流学习心得谈体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根本说不出个  子和米来,常常闹出笑话。比如,一个农民说,我过去吃饭,都是老婆盛好端给我,自从学了毛主席语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就改为自己盛饭吃了。他对这条语录竟然是这样理解的。

    批斗会。“文化大革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导向下,农村也开起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这些人都已经政府改造过的所谓“死老虎”,仍然把他们作为批斗的重点对象,以后批斗的对象又扩大到所为“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牛鬼蛇神,还有品行不端的“流氓”、“阿飞”、“黑手”、“小爬虫”等。被批斗的对象,有的被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用绳子牵着游斗;有的被剃掉头发,脸上涂上墨汁,胸前挂着木牌,五花大绑地跪在台上批斗。有的红卫兵恶作剧,将几十斤的木牌用一根细铁丝挂在批斗对象的脖子上,差点没把脖子勒断,或者将批斗对象跪在碎砖角上,膝盖鲜血淋漓。甚至当场用棍棒殴打,用脚将其踢翻在地,美其名曰“打倒在地,再踢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被批斗的人受尽了人格的污辱,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有的因年老体弱,就此一病不起,离开人世。

    忆苦饭。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下,农村各地都兴起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开忆苦思甜报告会。活动的初衷是好的,要人们不忘旧社会的苦难,感思新社会的甜蜜,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但由于农民文化层次和组织水平的限制,忆苦思甜活动也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笑料。吃忆苦饭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用野草、树叶、糠麸、豆饼等煮上一大锅,全队男女老少每人盛上一碗,说这就是旧社会穷人吃的饭。但一些老人背后说,解放前是吃过这种饭,60年前后连这种饭还吃不上呢?大队或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每次都有几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忆苦,说到伤心处,常常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这时台上台下也是一片哽咽声。但也有走了题、说漏嘴的事。一个老贫农讲,在王姓地主家做长工,天天吃剩饭剩粥,拿他不当人看。后到李姓地主家做长工,把他当作儿子看待,天天一大碗油炒饭端到田头上让他吃,冬天怕他冷帮他暖被窝,还给他娶了老婆成了家。台上的主持人忙对他讲,“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不是笑面虎,就是白眼狼,都是坏东西。但他仍然说,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人要凭良心。有一个老贫农上台还没说话就哭出声来。这时台下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主持人鼓励他慢慢说。谁知他说,60年春,家中断粮了,八十岁的老娘活活饿死,自己由于吞食粗糠,拉不下屎,就用手指头掏……天啊,他忆的竟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苦,台上台下的红卫兵们个个啼笑皆非。

    忠字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村也不例外,处处搞起了忠字化。那时候各生产队都在交通要道搭建起忠字门,就跟过去的牌坊差不多。各家各户做个忠字台,犹如以前的祖先龛子,把毛主席当祖先供奉,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毛主席画像和语录,便于家人“早请示,晚汇报,中午来对照”。每个劳动力都有三件宝,红宝书,一面红旗, 一幅带框的毛主席画像,下地干活,插在田头上,冬天开河,工地上插满了红旗和毛主席画像,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每天到田里干活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四个首先”。人们面对毛主席像列队站立,手捧红宝书,由主持人指挥。首先唱《东方红》,接着主持人说:“首先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大家一起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主持人说:“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士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大家齐声说:“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集体朗诵几条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最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社员劳动每天如此,集体开会也是这样,社员家办婚嫁、祝寿喜事,在酒席开张前也必须做“四个首先”。这种类似宗教仪式的顶礼膜拜,现在人听起来很可笑,而那时的人做起来特认真,一点也不马虎。最热闹,也最取笑的当数跳忠字舞了。当时要求全队男女老少都要学跳忠字舞,将大家集中在打谷场上,由宣传骨干教学。那些老实巴交、粗手笨脚的种田人,叫他用肢体语言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无非是赶鸭子上架,那愚拙粗笨的动作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最后还是选了一批年轻人到大队集训了事。

    宣传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群众文艺十分活跃,从公社到大队、生产队,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60%以上的社员群众参加过文艺演出活动,夫妻同台演出,一家三代登台献艺,数不胜数,一度成为当地群众文艺的鼎盛时期。那时公社的宣传队基本是常年活动,相当于专业剧团。大队和生产队的宣传队一般是春节期间活动,常年活动的较少。宣传的内容一律强调突出政治,坚持革命化,虽然有荡湖船、挑花担、小放牛、大补缸等传统节目,但内容都离不开“革命”二字。因而,舞台上离不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激进口号,充满了“冲冲冲、杀杀杀”的火药味。以后,各地兴起大演大唱革命样板戏之风,许多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大型样板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只有二、三百人的生产队,竟然也排练演出样板戏,演出时场场爆满,掌声不断。当然,演员的演技、演出的质量并不见得多高多好,观众给予掌声鼓励,主要是赞赏他们的精神。

    人整人。当地有一首民谣说:“五十年代人爱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人坑人”。这首民谣虽然以偏概全,有失颇多,但反映六十年代后期“人整人”的现象,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导向下,排查阶级异己分子,打击现行反革命,深挖“五·一六”,抓“小特务”,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及了许多无辜的人民群众。即使农村也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时,许多大队的造反派即可私设监牢,滥用私刑,将一些所谓“小特务”、“现行反革命”关进土牢,刑讯逼供,刑罚多达数十种,什么“飞机吊”、“蹲水缸”、“踢皮球”、“老虎凳”等等,惨不忍睹,有的人被打得死去活来,甚至发生打死了人还将尸体抬着游斗的恶性事件,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那时候,今天是革命群众,明天说错一句话,即刻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农村青年在群众集会游行时领呼口号,将“打倒江渭清”,误呼成“打倒江青”,立刻被造反派打倒在地,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当时传说,某工艺厂生产了许多毛主席石膏塑像,因大量积压,又不能销毁,放在街头,免费供群众拿取。一老农请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为方便携带,用绳子系住塑像的最细部――颈项,拎在手里。另一老农民因女儿出嫁,买了一只马桶准备陪嫁妆,他担心乘车时碰坏石膏像,便将其放到马桶里。结果他们被造反派发现了,先是勒令他们跪下向毛主席请罪,然后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差点被吓破心胆。还有,那时搞株连政策,一人有罪,全家受累,亲友都脱不了干系。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配偶、子女、亲友要明确表态,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因此,造成许多父子不和、夫妻反目、亲友成仇的宿怨。一度时期,人与人之间明争暗斗,互相谨访,人人自危。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给农村群众带来了折腾,造成了伤害,成了许多无辜群众的噩梦。但愿这人为造成的劫难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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