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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磨洋工
——农家的集体劳动
作者: 倪尧    文章来源: 盐城农家岁月    更新时间:2012/2/14  阅读次数:


    人民公社体制,从1958年建立,到1983年体制改革,长达25年。人民公社初建时,以其“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新体制,曾经给广大农民带来新的希望。但在随后的时期内,体制上存在着的先天性缺陷,管理上暴露出的深层次矛盾,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极左”思想路线的干扰,使农村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至1983年,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回顾人民公社化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化农村改革的认识,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对进一步搞好农村改革有其重要的意义。

    生产大呼隆。人民公社初建时,“一大二公”高度集中。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土地、耕畜、农具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经营,对生产、生活资料无偿调拨。在劳动管理上实行军事编制,把劳动力编为营、连、排、班,分男女集中食宿,吃住在田头,生产活动搞“大兵团作战”。一浪到东,一浪到西,说铲旱草搞草泥塘,男女劳力齐上阵,这本来半劳力做的农活,青壮年劳力也个个拿铲锹,挎网包铲青草。说开河,全体劳力全上河工,吃住在工地上。这种大兵团作战,经常耽误农时季节,庄稼不能及时播种和收获。许多地方栽秧栽到小暑仍未结束,稻子成熟了不能及时收割,本该秋天收的花生,到了冬天才派人收,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大呼隆,不见工”,劳动效率极为低下。由于实行大兵团作战,劳动力集中调度搞突击,这种“救火式”的生产方式,头疼顾头,脚疼顾脚,今天跑到这里割麦,明天跑到那里插秧,劳动既没有定额,又不讲报酬,只要天天出工,不谈做多做少,因而,常常是一天能干完的活,三天都做不完,而且农活质量粗糙,根本谈不上精工细作。直到1960年,将人民公社权力下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和三级核算,这种大呼隆式的生产状况才得以改变。

    干活磨洋工。人民公社期间,统一实行集体劳动制度,由于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生产瞎指挥,加之劳动管理的混乱状态,社员群众普遍存在着消极怠工的现象。那时有许多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口号,比如:“吃三、睡五、干十六”,要求社员每天吃只能花三个小时,睡觉只能五个小时,干活时间要达到十六个小时。于是,每天安排社员打早工、打晚工,并且经常开夜工,使人们精疲力竭,疲惫不堪。这种做法明显超过了人体极限,违背了人的自然生长规律,是对劳动力的极大伤害和摧残。还有一个口号就是:“大干干到年三十,正月初一开门红”。那时候社员必须天天出勤干活,连传统节日春节也不能休息好。一个劳动力不能劳逸结合,长期缺乏休养生息,怎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呢?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出现了社员干活“磨洋工”的现象,就是干活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劳动效率极度低下。那时在社员中流传许多顺口溜,如“上工如拉纤,下工如射箭”、“钉耙当拐棍,田埂当板凳”、“男的乘阴凉,女的拉家常”,等等。在田里干活的社员,出勤不出力,只要一离开干部的视线,马上就在田头坐的坐,躺的躺,谁也不干活。有个生产队长,为了抗旱,组织劳力推风车提水,因为是夜间,又因五、六部风车,相距又较远,为了便于监督,他便在风车顶上挂一盏马灯,自己坐在高处看着,发现马灯不动或转慢了,马上就用喇叭吼了起来。推车的社员因为实在太累了,就想了个办法,将槽桶的榷子、拂板下掉,推车的8个人,轮流安排2个人推空车,其他人睡觉,队长只看见车顶上的马灯在转,至于车多少水到田里,他一概不知。最后,推了一夜的风车,田里未见一滴水。

    记工大寨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劳动管理上,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强调“政治挂帅”,普遍推行“大寨式”劳动管理,取消劳动定额,搞“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和“出勤按钟头,记工按人头”的平均主义,再一次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那时,强调思想领先,政治挂帅,干农活不看数量质量,先要看政治思想,那些与“地、富、反、坏、右”沾上边的人,哪怕你是个强劳力,干的粗重活,工分也要低人一等。而那些贫下中农出身,所谓“根正苗红”思想好的人,干的是轻工巧活,拿的是高工分。这种记工方式,一方面,因政治歧视,造成同工不同酬,挫伤了一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导致人们出勤不出力,劳动混工分,只要“堂子灯笼天天挂”,坚持出满勤就行了,至于干多少活并不重要。因而,普遍出现了农活进度缓慢,耕作制度粗放,延误农时季节的现象。有的生产队成熟的庄稼不能及时收割脱粒,以致在田里生了芽,在场上生了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有的生产队从开秧门到完秧长达四、五十天,以后移栽的秧苗尺把高,带“肚子”移栽,一栽下田就意味着减产二成以上。更为使人感到可怜的是栽秧的人,长时间在水田里劳动,脚趾丫和手指丫的皮都烂掉了。直到197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不断改进和完善劳动管理制度,坚持在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下,实行小段包工,定额到组,评分到人,才彻底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劳动管理模式。

    农民割“尾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农村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再度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下,农村各地取消了集市,禁止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如有私自交易的一律以投机倒把论罪。农民自留地收回集体耕种,农户在家前屋后栽种的林木果树,统统砍掉,利用十边隙地种植的瓜豆蔬菜,一律铲除。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不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限制群众养母猪,不准多养肉猪,每户限养两只母鸡。不少生产队,每年都组织几次突击清查活动,挨家逐户“割尾巴”,超养的家禽当场杀掉,种植的瓜果蔬菜全部铲除。农家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搞一点种植、养殖类的家庭副业,可以自己食用改善生活,并不妨碍大田种植,不会损害集体利益。把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显然是荒唐的错误之举,其结果只能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了群众的感情。直至1971年,通过加强生产队自主权,放宽对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的限制,农副业生产才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分配大锅饭。人民公社化时期,集体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由于体制上的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工、副业的发展,由于科学种田水平不高,农业生产效益低下,使集体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公社化前期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集体经济、农民收入,在队与队之间开始拉下了差距,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好的生产队,集体有积累,年终分配时,一个劳动日的单价可达块把钱,但为数不多。差的生产队,集体经济成了“空壳”,年终分配一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活的报酬就是几分钱,正如当时群众所说:“堂堂男子汉,不如母鸡生个蛋”。更有甚者,有的生产队年终搞“倒分配”,就是一个劳动日要反过来向集体交几分钱,白干活不算,还得倒贴钱,真是荒唐之极。那时候,农家全年的日常开支,全靠集体年终分配,分配很少钱,或者没有钱,甚至倒贴钱,可以想象,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俗说,开门七件事,油、米、柴、盐、酱、醋、茶,谁家都有必不可少的开支,还有穿衣、管人情等,都是必须要花的开销。劳动日单价低的地方,造成了许多新的困难户。有的户因年年亏欠集体的粮草钱,旧账未还,新账又到,越滚越多,亏欠数千元,成了无底洞。过去有个说法,“大河有水小河满”,“锅里有,碗里才有”。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受害的自然是老百姓。值得注意的是,那种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模式,大轰大嗡的劳动管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能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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