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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上冬学
——农家的扫盲识字
作者: 倪尧    文章来源: 盐城农家岁月    更新时间:2012/2/14  阅读次数:


    “扫除文盲,摘掉文盲帽子”。这些词汇经常出现在过去政府的公文中,现在已无人提及,将来的人一定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当年农村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地方,一家人不识字,甚至祖祖代代不识字的农户比比皆是。也很难想象为了扫除青壮年文盲,当地政府竟花了三十多年时间,直到1982年,全县青壮年文盲脱盲率为86.9%,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扫盲任务,才从教育事业中删除了扫盲工作。回顾这段难忘的历史,了解艰难的扫盲历程,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文盲何其多。旧社会的中国,是个一穷二白、文盲充斥的国家,文盲多是个普遍现象,盐城也不例外。文盲多,教育发展滞后是个主要原因。1932年,县内共有公、私立小学399所,共有在校生34201人,是苏北地区小学教育发展最快的县份之一,但是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7.9%,这就意味着当年80%多的适龄儿童将成为文盲。解放后,当地的农村教育事业虽逐年发展,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一直在低位徘徊,就是说,每年仍然要出现一批新文盲。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贫穷滋生文盲。旧时农村多为私塾私立小学,一般收费昂贵,贫苦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因无钱被拒之校门外。解放后的一度时期内,许多农户虽然政治上翻身,但经济上并未翻身,仍然未摆脱贫困,普遍缺吃少穿,拿不出钱来供孩子上学。那时候,学校虽然收费低廉,并有助学措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一个原因,就是传统观念的惯性作用。许多农家认为,读书是有钱人家的事,种田人家的孩子无须读书,祖祖辈辈不读书也过来了。加之,过去农家多子女,到了读书年龄的孩子,既要做家务,又要带弟妹,稍大一点的孩子,就得下地干农活。将孩子送上学,家里就少了帮手,因此,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只考虑眼前的家庭困难,不考虑孩子的将来发展。那时候,每年新学期开始前,农村学校的校长、老师就分头登门入户,苦口婆心地劝说适龄儿童的家长,动员孩子报名入学。就这样,每年仍有一批孩子被父母留在家中。有的父母碍于情面,将孩子送上学没多久又辍了学,或者读了几年书后,看孩子大了,能下地干活了,就停学回家。用他们的话来说,识字种田,不识字也种田,会写个名字就行了。因此,那时在校学生辍学很严重,许多农家的孩子不能完完全全地读完小学或初中。适龄儿童不能全部入学,和普遍的辍学现象,使每年仍然产生一批文盲和半文盲。直到1980年,全县小学教育基本普及,1982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2%,才基本杜绝了新文盲的产生。

    难言文盲苦。文化修养,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不识字,没文化,必然会影响到人的一生。一个头脑简单、办事愚拙的人,一个愚昧无知、崇尚迷信的人,一个说话粗鲁,蛮不讲理的人,一个道德低下,为非作歹的人,一个说不上话就动粗撒野的人,常常就是源于不识字、没文化。过去,社会上的人们歧视农村人,称乡下人为“大老粗”、“土包子”、“泥腿子”、“乡下佬”;城里人认为乡下人粗野、穷相,看不起乡下农民,这都与乡下农民不识字、没文化有关。其实乡下人自己也知道读书识字好,因为他们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亲戚有信函来,他们不得不陪着笑脸请识字的人读信、复信;上集市买东西,因为不会算帐,常常被刁滑的商贩宰上温柔的一刀;平时种田到了播种落谷时,因不知道农时节气,只能“王小人过年看隔壁”,人家做什么自己做什么,常常慢一个节拍,同样种庄稼,收成不如人家。更为恼人的是,由于不识字而经常闹出笑话。过去农村即使再穷的人家,过年也得贴春联,春联可以请人写,但贴春联就闹笑话了,有的倒着贴,有的上下联贴倒了。有的将“童言无忌”贴到猪圈上,而将“猪大如牛”贴到了房门口。有一不识字的妇女进城,她听人说城里的公共厕所,大的一边是男厕所,小的才是女厕所,但她还是上错了,因为是纱厂的厕所,女工多,女厕所比男厕所大。下次进城,她知道公共厕所上写有男女字样,便专门请人写了一个“女”字在手掌上,谁知到如厕时发现字磨没了,只好憋着等有人上厕所才敢进去。有一不识字的老奶奶,长期独居,孤陋寡闻,一次见到镇上的干部,便问:“南洋街上的鬼子走了吗?”抗日战争结束已二十年了,她尚不知道。许多不识字的人都比常人显得愚钝,不善经营,常成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又因为贫穷子女不能入学,这样,祖代不识字,祖代都是贫农,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这样的家庭,旧时农村数量众多。许多不识字的人还比较愚昧,不信科学,崇尚迷信。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地曾上演过一出“喝仙水”的闹剧。一段时间内,好几处出现了“仙塘”,传说只要喝了该池塘的水,可以包治百病,故成千上万的人赶到池塘边烧香磕头,有的甚至用猪头供奉,将塘里的水舀回家喝。此事惊动了当地政府,在劝说无效的情悦下,动用民兵驱散。事后调查了解,在喝仙水的人当中,90%以上都是不识字的中、老年妇女。

    艰苦扫盲路。旧时,民国县政府曾创办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组织农民学文化,但难以普及,收效甚微。1940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重视农民业余教育,各地兴办冬学,组织农民学文化,即使在战争环境下,亦未中断。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的指示,组织和动员农民中的青壮年文盲,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学习识字。有些区、乡还创办常年民校,采用农闲多学,农忙少学的办法,坚持常年学习。1956年,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县内成立扫盲协会、设扫盲办公室,各地配备专职扫盲教师,乡镇成立业务传授站,自然村建立教研组,每年参加识字的超过10万人,一万多人摘掉文盲帽子。“大跃进”时期,全县掀起“万人教,全民学”的扫盲识字高潮,处处设立识字岗,家家搞见物识字,人人带识字卡,学习人数猛增至21.34万人。1959年,提出一切识字的人都要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识字的要求,组织连户学习识字班,开展亲教亲,邻教邻,子女教父母,夫妻互教的包教包学活动。次年,又采取学校包民校,老师包辅导、学生搞包教的三包活动,巩固了扫盲成果。三年经济困难和“文革”时期,扫盲工作一度停顿,并产生了一批新文盲。1973年,农民业余教育逐渐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大了扫盲工作力度,贯彻“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方针,即狠抓普及小学教育,杜绝新文盲的产生,继续采用多种办法,扫除青壮年文盲,举办业余中、小学,组织脱盲人员入学。至1982年,全县青壮年文盲脱盲率为86.9%,达到国务院规定的基本扫除文盲的任务,至此,扫除文盲工作才划上了句号。以上可以看到,从1940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始扫盲,到1982年完成扫盲任务,前后花了42年时间,可谓时间漫长,道路曲折,任务艰巨。政府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许多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幸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村不再有文盲的产生,农民的文化素质逐步提高。文盲,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将永远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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