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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路
作者: 孙祥龙    文章来源: 盐渎创刊号    更新时间:2012/2/25  阅读次数:


    人的一生都在赶路,但谁也没有精确算计过,从牙牙学语到步履蹒跚,到底走了多少路程,即便有估计加大概粗略的推算,不作数的。为了生活,为了事业,为了理想,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赶路,大都有一种内在动力的支撑,走得都很匆忙,都很扎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

    1980年夏天,我还是一名铁道兵战士,驻军在北京化工制桶厂仓库,作为文学爱好者,手里又正好有一篇刚脱稿的短篇小说,于是从朋友处打听到著名作家吴伯箫的住址,就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冒冒失失地闯进了北京沙滩后街55号吴老的家。当时他家里有两位客人,一是来求他为辽宁大学学报写序言和跋的,一是《天津文艺》的编辑来约稿的。吴老听了我诚惶诚恐的叙述后说:你把稿子留下,我抽空看完给你送去。当时,我听了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一个名作家,能给看稿就不错了,哪里还指望给我送稿子。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施工场地,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一位老人等在帐篷里,说要见你。我一愣,寻思是我祖父来了,又一想,不对,事先也没来一封信?我撩开帐篷帆布门一看,惊呆了,来人正是吴老!这天,他一早就出了门,先会了两个朋友,然后又到荣宝斋买了些文房四宝,按照我留的通联地址,给我送稿来了。他一路打听,坐公共汽车到了终点站,下车一看才知道错了,他把制桶厂简称为铜厂,一字之差却是两处,回头还要走十多里路,更要命的是没有直达车。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硬是拉着一双疲惫的腿,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营地。我看到吴老撩起肚皮上的汗衫皱折里,汪汪的一片水。

    两年后,又一个闷热的夏天。我已复员回乡到公社报道组工作,秘书要我写一篇泾口打捞队在长江发展壮大的通讯报道,公司驻地在南京的下关码头。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在安徽马鞍山的战友芮骑骅,邀他来南京一见。结果面是见了,过程却让我感叹不已。他和他爱人、儿子一起乘直达车,一大早就赶往南京,下车时他爱人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身无分文,同车来的乘客都已下车,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便和司机商量,让他爱人和孩子原车返回,自己留在南京找我,找到我还愁没有路费?就这样,他从中华门车站的路牌上找到下关码头,仗着自己年轻,有腿劲,沿着公交车的线路,一步步丈量着,走到了我的驻地。

    2000年秋天,我已调至盐都区楼王镇政府工作,晚上下班回到家时,看到我的祖父坐在桌旁的椅子上,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正在往我儿子的碗里夹菜。我惊讶地问道:老太爷(依照我儿子的称呼),你怎么来了,来前咋不打个电话?妻子在一旁接上了话:你不知道,老太爷是从家里走过来的。我不由吃了一惊!老人已经88岁了,身体虽没什么大病,但走路已经有些蹒跚,有时走两步,退一步,竟然走了几十里路,摸到我家里来,目的就是要来看看在邻镇工作的孙子和上学的重孙。他怕我父亲知道不让来,竟瞒住他们悄悄地来到了公交车站,司机见他年纪大,担心发生意外,拒绝搭乘,一连等了三、四辆车,都是这一句话:您等下趟吧。老人倔劲上来了,我也有腿呀,就这样,走了四个多小时,到了我家正赶上晚饭。

    我曾经问过吴老,您有专车,何苦要自己跑一趟,或者让我去取不就得了。他的回答让我汗颜,这是私事,不能沾公家的光,况且吃过托人带稿的苦。辽宁大学一位教授花了半生心血写过一本《经济动物》专著,托他找一家出版社,后来教育部领导要看稿,带稿的人却把稿子弄丢了,那位教授欲哭无泪。老人风趣地说:路也不远,就溜达溜达过来了。后来,吴老将此事写了一篇题为《问路》的散文, 发表在1980年 10月的《工人日报》上。我那位战友的赶路,实属无奈,但他心里有一种信念,那就是把多年不见面的相思之苦和见面后的快乐,都溶化在腿劲上,便有了执着。相对而言,我祖父的走路,则是强烈的亲情在感染着他。我曾听人说过,人在预感到来日无多时,趁着还能动的机会,到最想见的人家中走走,了却一种遗憾,古人称之为“辞路”。事实上,在去我家的第二年秋天,老人就安详地去世了。

    三个赶路的故事虽都是极平常的小事,但在我脑海里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每忆及,总是挥之不去,难以释怀。每当我赶路的时候,总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激励着我,促使自己把每一步路都走好,实实在在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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