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期
 
  文化访谈之文学评论家·王玉琴  
 
主题:文学评论的温度和深度
时间:2016年10月17日 15:00:00
期号:第5期
嘉宾:王玉琴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访问学者
摘要:以陈明戏剧创作为切入点,概述戏剧评论与文学评论的异同,简析曹文轩、陈明等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讲述人物传记《一日西风吹雨点——陈衡哲传》的创作机缘,分享自己在文学评论道路上的成长经历,并以海外访问学者角度就当今中国发展现状,阐释自己的见解。
 
 
王玉琴,1970年生,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盐城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盐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四书大全校注》《文学作品鉴赏与阐释》《朱子理学诗学研究》《一日西风吹雨点——陈衡哲传》《朱熹诗学研究》等著作,在权威...详细介绍
 
如何与戏剧结缘
女性视角与文学评论
作家和评论家:优雅的敌对关系
与陈衡哲穿越时空的对话
文学评论之路上的沉淀和“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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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盐都网文化在线访谈栏目!我是主持人江华。我们上一期节目做了国家一级编剧、盐城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陈明先生的访谈,他在访谈当中提到了我们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王玉琴博士,因为王玉琴博士对陈明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短篇小说集《雾韵》、以及他的现代戏剧《鸡毛蒜皮》《十品村官》和《遍地月光》都做了精深的文学研究,为我们家乡戏剧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和王教授一起走进本土文学研究以及她独特的人生经历。王教授,您好!

[王玉琴] 您好。

[主持人] 陈明老师在上一期访谈中提到了您,说您对他的作品做了相当精深的研究,请问您是不是第一位研究他作品的教授?

[王玉琴]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该由陈明老师自己来回答。陈明老师是全国现代戏领域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位大家,他的《鸡毛蒜皮》《十品村官》《丹凤湖畔》《半车老师》都进京演出过。对陈明的关注,文化界、戏剧界至少已经有20年,在北京的评论圈里面,比如著名文学评论家也是戏剧评论家王安葵先生,就对陈明的剧作有过非常高的评价。陈明老师从小说写作转向戏剧创作以来,长期扎根基层,写了很多反映农村变革的戏剧作品,塑造了很多优秀的而且是非常杰出、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新农民形象,开辟并且强化了淮剧现代戏的轻喜剧风格,所以说关注陈明很早就开始了。我个人对他的关注还是比较迟的,我的关注是偏重学院派的,是学理层面的。今年我在《戏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陈明现代戏剧作中的戏剧美学》,这篇文章,应该说是一种学院派风格的研究,我觉得学界对陈明先生的研究、对淮剧的关注以后会越来越深入。

[主持人] 王教授提到陈明的作品是如数家珍啊,那您和陈明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王玉琴] 这也算是文字结缘。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在学校的组织下去看了他的成名作《鸡毛蒜皮》,我走进高校工作以后,我印象深刻的淮剧现代戏仍然是《鸡毛蒜皮》。大概是2012年,他看过我写的一篇评论,他当时对我写的这个评论是认可的,也是觉得非常准确的。后来通过我学生周浩春介绍,我们之间有过一场关于文学和淮剧的交流。这次交流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是第一次有一个淮剧行家专门来跟我讲淮剧,他讲的时候两眼闪闪发光,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我印象从九点一直讲到将近十二点,他对淮剧的这种热爱、沉醉,他对它的独特体验,深深感染了我。我对淮剧的关注,对戏曲剧本的关注,应该是受到陈明老师启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明老师是我在淮剧方面的启蒙老师。

[主持人] 我们总觉得这个戏剧评论和您一直在研究的文学评论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区别呢?

[王玉琴] 戏剧评论和文学评论,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宏观的、从传统的方面来讲,戏剧评论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范畴,所以文学评论的一些标准、原则,都是适用于戏剧和戏曲评论的。文学当中注重反映现实,关注人性,包括强调一些对人性、对哲理的思索,在戏曲评论、戏剧评论当中都是应该有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或者说从微观的、从最近的学科分类来讲,戏剧评论和文学评论又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呢?首先是学科分类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艺术学在近几年的学科地位是上升的。它的地位上升以后,艺术学上升为一级学科,和文学平起平坐,那么对戏剧艺术规律的探索比以前更加精深。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戏剧评论和诗歌评论、散文评论、小说评论相比,戏剧评论和戏剧本身的文体特征有很大的关联,戏剧从根本上来讲,它除了剧本之外,还是一种舞台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在写戏曲评论的时候,包括剧作家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它的关注点和诗歌、散文、小说都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剧本创作的时候,剧作家需要考虑怎么来构建人物关系,怎么来营造戏剧冲突,怎么来刻画人物形象,包括台词如何艺术化,如何口语化,如何有生活气息。这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相应的戏剧评论由于戏剧本身的这种独特性,戏剧评论的写作应该也是比一般的文学评论要复杂一点。所以,我涉足戏曲评论,或者说戏剧评论,对我来说是一种知识的扩大和加深,是一个新的学习过程。

[主持人] 也是对您有一定的挑战的?

[王玉琴] 对的。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主持人] 您所著的《文学作品鉴赏与阐释》获得了2013年盐城市政府文艺奖一等奖,其中有一个篇章叫《人文乡土》,收录的10篇文章都是研究我们本土作家的创作风格,您对这些作家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更用情一点?

[王玉琴] 客观的来说,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也就是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对所有的作家作品,都应该持一个非常公正的态度。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文学评论是文学大学科下的一个分类,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也是强调个人性,也是强调情怀的。我对我们地方作家可以说是有点偏爱,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个人总结下来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我本身热爱文学,我觉得我们地方作家做出了我意想不到的或者说超乎我想象的成绩,现在的地方作家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包括大城市的作家,由于现在人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整体作家的素质都在提高,我们地方作家文学创作的品质也是非常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注地方作家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第二个方面,从文化的根性上来讲,我本人是盐城人,他们反映的是盐城的生活,写的是盐城的乡土,也关注底层,我个人是来自底层的大学教师,所以我们文化的根基是一样的。我觉得我来关注我们地方作家作品,从审美心理、地域文化这些方面我对他们研究是得心应手的,我也能体味到他们在作品当中所表达的审美的意蕴,包括他们对我们这个地方风土人情、人性的一种反映。所以,可能你觉得是更加用情了一点。

[主持人] 您研究了我们盐城籍的作家曹文轩老师,并在《文学作品鉴赏和阐释》一书中用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王玉琴] 这是2011年的事情。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我非常想做博士后,本来是想在社科院做,后来我们社科院的导师推荐我去北大,他说曹老师是盐城人,你为什么不去北大找曹文轩老师呢?然后,我就约了曹老师,曹老师那天也是非常辛苦,当时他是半夜三点多钟从山东回到北京,然后上午十点多,我们就在清华大学旁边的一个茶社做了一个交流。

[主持人] 您对他做了很深入的采访?

[王玉琴] 我当时和他是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关于文学方面的交流。我个人不是记者,没有非常明显的采访意识,但我非常注重和作家的访谈。在和作家访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在个人阅读时候得不到的一些收获,曹老师当时回答了我很多的疑问,回应了我很多的问题。我回来再听发现他的回答具有文学深度,非常具有理论价值,所以后来就把它整理出来了,也发表出来了。

[主持人] 在这部作品集当中,我们也特别关注到您对盐城的几位女作家的研究,比如张晓惠、丁立梅、徐新华等,这个是考虑您也是女性作家的视角吗?

[王玉琴] 首先这个活动要感谢陈明老师。那是2012年,《盐渎》可能是刚刚创刊,第二期要做一个专栏,这个专栏就是跟三八妇女节相关的,所以他就约了六位女作家写了六篇散文,然后说我们还要找一位女性的文学评论家给这六位作家写一篇评论。这个活动组织得非常有意思,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没有和盐城地方的女作家有非常深入的交流,通过文字交流后,又看到六位女作家,我就以我的视角对她们的作品进行了也是带有个人性的一种评论。那么,这个女性视角来怎么理解呢?有些作家适合用女性视角,有些作家不适合用女性视角,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文学评论家应该是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公正的态度,应该以人类的视角,这个也称之为超性别视角,对所有的作品来进行评论。但是在日常的写作当中,作家呢,比如说有些女性作家,她有非常明显的女性意识,有些作家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意识,对于这样的一些作家作品,有的时候就有必要调整视角,比如说这些女性作家反映了长期以来的历史进程当中,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女作家是怎么思考的,女性评论家其实是和女作家共同来找这个根源,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运用女性视角。有些女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没有非常明显的女性意识,比如我们盐城地方作家当中的徐新华,她是一个性格当中有豪情的作家,所以她塑造的男性形象也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她是超性别写作。包括我们陈明老师,我个人认为,他以前还是一个有特别强烈的男性中心意识的,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创作水平和创作经验的提高甚至是超越,那么他现在呢,我开玩笑说,他现在“以慈悲为怀”来进行创作,所以他现在写的这个林月芳形象是深入到女性心灵深处的。

[主持人] 您说的就是《遍地月光》当中的女主角林月芳?

[王玉琴] 是的。就是说当作家、剧作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在运用超性别视角,那么评论家也要用超性别视角来对它进行评论。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曹文轩老师,曹文轩老师在写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时,他所运用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当他运用儿童视角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他的视角也是一种超性别的,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也不是很适合运用女性视角。但是他有一些成人小说,比如说《天瓢》,比如《大王书》,这个是幻想小说,那么我就是运用了女性视角,我觉得在他的这几部作品当中,能够显现出非常明显的、当然也有时是隐藏着的一种男性中心意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有必要对他显而不彰的、不知不觉所呈现出来的男性意识进行批判。我写过一篇评论,就是肯定了他对女性形象塑造的三点,一个写出了女性的水性、柔情性,第二个写出来女性的一个优雅性、诗性,第三个写出了女性的圣母性,或者说神性。但是我也觉得他在对女性日常生活当中的女性心理进行塑造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把女性真正的心理明显地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挖掘还不够深刻,或者还有误差,所以我批判了。从评论家这个角度来讲,不管对作家的作品是进行肯定还是否定,是进行赞扬还是批评,他都是处于公心的。并不是说大家就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也并不是说小家就一定要去批判,这个是根据他作品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状况,随时进行调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女性评论家,我们会运用到女性视角,也会超出女性视角。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我个人而言,你刚才问了这个问题,说明你还是非常懂我的。在我早期的评论当中,我确实是大量运用了女性视角。为什么?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原因,就是我童年时代感觉到女性受到歧视,所以我要代自己立言;第二个方面,就是女性长期受到压迫,在历史当中,在现实当中,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情况。从人的潜意识角度来讲,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歧视,她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抗,这种本能的反抗从古到今也是不断地在发展,不断地在提升,所以说这种反抗性的运用女性视角,是来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中对女性歧视的表达,是一种自然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批判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自然影响。

[主持人] 好!谢谢王教授!非常专业!您刚才说到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我就想到您和我聊过一个话题,说作家和评论家关系是敌对的、和谐的关系。

[王玉琴] 对的。这个也是毕飞宇老师和一个评论家对话总结出来的,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应该是一种“优雅的敌对关系”。

[主持人] 优雅的敌对关系?

[王玉琴] 对,优雅的敌对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评论家阅读和评价作品的时候,是(将作品)作为一个认真阅读的对象,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以它有敌对性,评论家会非常轻松的,能够看到作家的不足,能够体会到作家这个时候的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敌对关系。但是,为什么要说优雅呢?就是说这种敌对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实际上是从作品出发,也是从关爱作家出发,要指出来,所以说是优雅的。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肯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对话关系。我个人认为,评论家在评价作家作品的时候,确实是要把心态放好,一个方面要深入到作品,第二个方面也要适度地指出作品的不足。所以说,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应该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又是一种互相关切的,偶尔又是一种比较锐利的关系。

[主持人] 好的。您说的非常好!也就是说,评论家要对作家负责,对自己本身的评论要负责任。

[王玉琴] 是的,是双重的。

[主持人] 那么您本人是怎么走上评论家的道路?

[王玉琴] 我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应该是水到渠成。因为我是一个高校专门教写作,而且也是专门做文学研究的文学教师,文学阅读对我来说就是分内之事。阅读就是我的一种人生状态,我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歌德说过,阅读就是和很多高尚的人在谈话。我在阅读一些比较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是学到了、领悟到了很多东西。萨特说过,优秀的作家是时代的良心。当你读到这些良心之作,作为一个爱好者又作为一个评论者,我有很多话要说,自然地会写一些文学鉴赏或者是文学批评的文章。

[主持人] 您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都读过书,那么在这两个大学的经历是不是更促成了您对这方面的研究?

[王玉琴] 这肯定是的。因为做文学评论不是人人都能去做的,它要有理论的基础和根基,而且也要有一种兴趣和爱好。在南京师范大学三年的硕士阶段学习,还有在南京大学也是三年的博士阶段的学习,对我是一种非常系统的学术的训练。在我硕士阶段,我的导师骆冬青先生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他写的评论带有一种南师学者的特色,它是非常灵动的,也是比较重视感性的,他比较喜欢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我从他这里学到了比较哲理化的,又强调文字灵动的文学评论的方式。在南京大学的学习和南师大有很大的不一样,南大的气度很大,真的是博大精深,我在南大受到的这种熏陶,对我综合素质的熏染和培养,确实是收获非常大。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古代文学是非常好的,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我的博导是中国文学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他搞过一套丛书,专门是研究中国历代的思想文化名人,所以我跟着他读了很多古代的典籍。读古书和读西方的书、读当代的书是不一样的,古书给你一种非常强大的根基感,非常清楚我们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这样一个基础对我以后从事文学评论,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我的导师和我合作了一本书,叫做《四书大全校注》,后来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关注的宋代美学。宋代理学、宋代美学是非常强调逻辑性和学理性的,这种训练对我的文学评论写作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

[主持人] 我每次在读王教授的评论文章的时候,我都心疼您,我觉得您要读很多的资料才能写出这样一篇文字,是不是工作太辛苦?

[王玉琴] 这个辛苦,是必须的。我们都是经过学术训练的,学术训练过程当中,要求资料一网打尽,要穷尽,也许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比如说我在南大,她对我的熏陶就是学生一定要脚踏实地,我在这个地方学习的时候,这三年当中,真的是跟过往的读书状态是不一样的,完全是全力以赴,非常认真的,是把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化到了自己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当我后来真的做文学评论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是所有的资料都要把它收集到,把它阅读完,才敢下笔。就以陈明为例,实际上我2012年认识他,也读了他很多的剧本,但是我写出来的第一篇论文是经过三年以后,也就是说从收集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化用,是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沉淀。他所有的剧本我都看过,所有的访谈我都看过,所有的别人写他的评论、他自己写的创作谈我看过,我能看到的舞台剧,我也看过。看过之后,我还跟他做了大概一到两次的访谈,然后就是写出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这个文章就发在今年《戏曲研究》上的。当然,收集资料和作家作品进行对话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自己非常的充实,人生也有意义。而且,同道中人的交流,相互之间有知音之感,收获了很多的文友,也收获了很多的诤友。文学评论的写作和其他的写作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面对作家、面对作品。这个交流的过程,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主持人] 我们还知道您的另一本书《陈衡哲传》,也获得了2015年度盐城市政府文艺一等奖,您的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您就是盐城师范学院的“陈衡哲”?

[王玉琴] 这应该是我们陈义海院长跟我的一种调侃。首先说明他了解我,第二个也说明他读完了《陈衡哲传》。陈衡哲是生于1890年,距今120多年了。她穿越了三个时代,她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社会的和人生的阵痛。第一个方面,她是从晚清走到民国,从民国走向新中国,她去世的时候又是文革结束的那一年,陈衡哲经历了时代的阵痛,包括她个人转型的痛苦,她的这些痛苦我是没有经历的。第二个方面,她书写了那个时代的传奇。那个时候的女性,像陈衡哲这样的人,传统的道路,她应该要裹脚,应该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很早地走进婚姻,陈衡哲没有这样来走。我个人也有一些和陈衡哲类似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我非常懂得陈衡哲。

[主持人] 当我读完这本《陈衡哲传》以后,我就记得两个字——“造命”,从她的人生经历当中。您为什么把陈衡哲作为您写作的对象呢?

[王玉琴] 这个问题,首先是有外因,因为我不可能莫名其妙地就去写陈衡哲,它是有一些机缘的。这个机缘跟我们学校的两位学识丰厚的学者有关系。一位就是温潘亚院长,他原来是我们盐城师范学院的副院长,现在在泰州学院做院长,他申报过一个国家项目,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其中有一个子项目就是我来做的,就是中国女性文学史。因为要写中国女性文学史,所以我就把从古到今的女性作家作品都收集过来,这个过程当中我关注到了陈衡哲,了解到了陈衡哲的作品,了解了她的人生经历。2013年,陈义海院长又转来一份邮件,当时北京有一个文轩图书出版公司要组稿,这个书稿叫“重写文学大师”,这些文化大师包括鲁迅、郭沫若、萧红、张爱玲等。我就看了一下,很多的女性作家,比如说冰心、丁玲、张爱玲,都有人关注了。陈衡哲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文学家,她是开启了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的第一人,但是学界对她的关注非常少。因为我了解她,我个人也有一些和她相似的体验,我就主动地接下了这样一个任务,觉得从陈衡哲身上可以挖掘出一些励志的元素,这些元素是可以帮助还在困境当中的正在寻找自己出路的一些女性读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内因和外因上来讲,我有这样一个兴趣,和有这样一个使命感把这个人写出来。

[主持人] 好的。陈衡哲是我们国家第一位女教授,对吧?

[王玉琴] 是的。

[主持人] 那么她身上有哪一点特别地打动你?

[王玉琴] 刚才你说了嘛!就是一种“造命”精神。这个“造命”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她有一个舅舅叫庄蕴宽,曾经教育过陈衡哲,说女性有三种命运或者说有三种状态来应对命运,一种是安命,安于命运的摆布;第二种叫怨命,就是怨恨命运的安排;第三种叫造命。陈衡哲小时候非常喜欢哭,每次哭的时候,舅舅就教育她,你要不要造命啊?这样,舅舅对她的教育就深入内心了。所以,她就想,她要怎么来造命?她非常清楚在她那个时代,她要造命是很困难的。她生于1890年,那时候还是晚清,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制是非常深的,所以她要造命是非常艰难的。那么她怎么来造命的?这个造命精神反映在她身上是非常理性的。或者说,是从感性到理性的一个过程。她是在反抗,她怎么反抗?她第一个反抗就是反抗裹脚。也许,她那时候还比较小,但她就知道裹脚对她来讲是一种伤害。裹脚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非常疼痛。她就采取了一种偷偷摸摸的、打游击的方式,她妈妈给她裹脚之后,她的妈妈和家里的佣人离开的时候,她就把脚放下来,反反复复多次以后,她妈妈再给她裹已经失去信心了,就觉得算了吧,听天由命去吧!事实上这个反抗裹脚对她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她有一双自由行走的双脚,而且多年以后她都没有想到的,她要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当时对女性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有一双天足,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大家闺秀有非常好的文化素养,但是就是被这样一个体检的要求拦住了路。第二个方面,她的反抗精神体现在反抗传统婚姻。陈衡哲大概是在13岁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清楚,她不能跟着她的家庭到四川去,她的爸爸是到四川去做官,做一个县官,家里几乎所有人都跟着她的爸爸妈妈到四川去了。她就想,我怎么能到四川去呢?她原来家是在常熟,然后她就想舅舅叫我来造命,舅舅当时在广州,所以她就想到广州去。因为当时广州也是比较前沿的,她就到广州去学习,其实广州也不收她,因为她去的时候才十三岁。广州当时只有医学校,而且要十八岁。她在广州也没待多长时间,后来她是转到上海读书。如果她的爸爸妈妈是一起走的话,她是去不成广州的,但是她的爸爸先去了四川,她的妈妈在家里面,陈衡哲就发挥她这个“磨”,反复地跟母亲强调我一定要到广州去。包括临走前一天,她想到自己一个人要到广州,她又有点压力,哭哭啼啼的,她的妈妈还是比较民主的,就说,你想好了,你到底到哪里去,明天就不能更改了。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去了广州,她从广州又辗转到上海,就在外面游荡了四年。一个人离开家乡,从广州到上海读了四年的书。四年的书读下来,她已经17岁了,按照当时的标准,必须要谈婚嫁了。她的爸爸在四川物色了一个青年军官,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性的归宿。但是,陈衡哲也是被她爸爸骗回家的,说你赶紧回来,你不回来我不给你钱了。确实是的,如果家里断供的话,她就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她就回到了四川,回到四川以后就真相大白了,家里给她安排了一门婚姻。当时她就清楚,这个时候,她已经读过书,她在外面闯荡过,她就知道一切都决定在自己的回答里。然后,她就跟她的爸爸说“不”。她不结婚,她不接受这样一门安排的婚姻。

[主持人] 而且她说她自己终身不嫁?

[王玉琴] 她开始不是这样讲的,她的爸爸非常耐心,因为知道她刚刚回来,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就给了她三天思考的时间。但第一天问,她“不”,第二天问,“不”,第三天问,还是“不”。她爸爸就非常生气,陈衡哲依旧是坚决地反对,家里人就问她,那你怎么办?你将来怎么办?她说,我一辈子不结婚。她就只知道这一点,她不能结婚,一旦结婚,她就再也没有出去的这种可能性了。实际上,她也没有找到前途,没找到方向,但是她就知道她必须排斥这样一门婚姻。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她和萧红不一样。她的父母比萧红的父亲更为民主和宽容一点,她说不结婚以后,经过她妈妈的周旋,她爸爸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她在家里待了一年,后来又到了上海、常熟,去做代课老师。那么我说,她的经历当中,就这两段经历,一段是很小的时候反对裹脚,一个是十七岁的时候反抗这样一桩传统的婚姻,这就为她自由地行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主持人] “性格决定命运”,您对这句话是不是也有别样的理解?

[王玉琴] 既然有这么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说明这句话它有非常大的市场,但是由于我现在受到了各方面的教育,我对这句话就有了新的理解。“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一个需要辨证看待的问题。影响人的命运的因素有很多,她受到的教育、她的天赋、她的机遇,她的各方面背景,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是性格决定命运。特别是在特定的特殊的年代,有的时候,命运不是个人的性格所能决定的。有时候有社会的大动荡,有战争,包括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些突发事件,这都会对我们的命运产生致命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性格决定命运不是绝对的。但是,如果说排除了这样一些偶然性的因素,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在和平时期,应该说性格是可以决定命运的。就我个人而言,可能我身边的人认为我身上也有一些反抗精神,这跟我自己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写作的人是非常坦诚的,我在《陈衡哲传》的《后记》当中写到了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小时候有一段被抱养的经历,这段经历对我的性格、对我的敏感性还是有影响的。两岁的时候离开了原生家庭,一个小孩从一个家庭到另外一个家庭,她有很多的挑战,她有很多情感上的不接受,这锤炼了我非常敏感的这种个性,别人觉得无所谓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有一段经历就是,我十岁左右,家里给我安排了一段娃娃亲。家里人也是出于一种爱,他们觉得这两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给他们预先安排好,所以说,从家里人角度来讲,这也是一种关爱。对方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是一个村干部,哥哥是个校长,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看上去还不错,就是作为一个小学生我是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现状的。所以,从小对于我来说最大的痛苦就是想要逃离这种预先的命运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也是那种不太好讲话的,尤其在小时候,是不太好被教育的,不太接受父母的安排的,我要走自己的道路。家里人对我还是非常包容的,我和其他农村孩子相比,我有我的自由,就是我可以不做家务,可以任性,那么任性的时候我都在干什么呢?幸亏我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我就读了很多的书。书读多了以后,对我个人的养成有很大的变化。

[主持人] 您的履历中有一段是在德国波鸿访学的经历,请您把这段经历给我们说一说?

[王玉琴] 这段经历,我曾经对自己也有一个反省,对我的性格养成或者说变化以及研究的走向,有两段经历非常重要。一段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把我从一个非常功利、浮躁的人变成一个非常沉淀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早年,虽然我也在学习,上大学、读研究生,但都是为了生存,为了站稳讲坛。但在读博士阶段,年龄相对也比较大了,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我要把读书变成我真正的生命状态,再加上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氛围非常好,在这个时候是书有的读,图书馆的书是非常全的,饭有的吃,食堂也是一天开放十五六个小时,所以随时可以去读书,随时可以去吃饭,真的是“饱”读诗书!第二段经历就是到国外去访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放风的过程。我在国内的时候真的是忙忙碌碌,没有一种深度的思考,但到了德国以后,应该是完全和中国、完全和过往的生活保持了距离。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很多东西抛开,清空我过往的经历,然后感受德国的这种生活状态。在德国的时候,我也游历了很多国家,除了在鲁尔大学进行了一个学期的跟踪听课和作了一些报告之外,还游历了法国、希腊、意大利、瑞典、捷克等国家,后来我大概地统计了一下,一共去了将近16个国家。因为我的签证是申根签证,出入国境都是非常自由的。我自己当然也有这样一种预先的安排,因为人文学科的教师,非常注重文化研究,所以走了很多地方,我就运用了特有的一种思维,就是跨文化的比较的方法来对我的国家、对中国文化,对德国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考察,对中国的现实和西方的现实进行比较,包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西方大学之间的区别也进行总结。所以说,这样一段经历让我更加清醒地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优点,也包括我们可以改进的一些地方。可以这样讲,也许我们没去国外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其实真正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中国现在真是处于一种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发展过程当中,西方的发展或者说欧洲的发展,现在的速度是没有我们快的。它的人口也比较少,整个经济的活力也是赶不上我们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的。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它有非常成熟的社会制度,尤其是一些保障体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中国去学习。我的家人有时候会跟孩子说,你说这个地方不好,那你出国嘛!每次他说这样的话,我都说国外未必比中国的好。特别是现在我也经常到国外去开会,认识了很多的华人作家,非常了解国外华人生活的状态。华人在国外的生活,在文化根基上,他们感到一种孤独。所以他们也很注重和国内学界的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出过国的人反而更加爱国,离开过家乡的人更加热爱家乡。经过这样一种跨文化的比较和学习,对自己也更加清楚,知道自己能做多大事,能干多大事,对很多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变得更加清醒,也更加自信。

[主持人] 好,谢谢王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们也祝愿王教授在今后的创作和研究中,视野更开阔,内心更清醒,在文学广袤的天地里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也希望王教授能给我们普通的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审美阅读。再次感谢王教授!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盐都网在线访谈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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