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期
 
  文化访谈之作家·宗崇茂  
 
主题:从故乡到异乡
时间:2016年11月21日 15:00:00
期号:第7期
嘉宾:宗崇茂 知名作家
摘要:回顾自己在西部草原与戈壁沙漠的人生经历,讲述作品集《我曾高高地爱过你》《裂纹暗响》《流浪途中的玫瑰》的创作经过和心路历程,表达自己对家乡——宗格庄“迟到的爱”,提出作家要注重书写平凡人背后的命运与苦难,并对流浪、诗歌精神、文学与苦难等作出独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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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崇茂,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理事。专栏作家。1983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写作的《风雪中的眼睛》《云在天边》《烛光草原》《走读》等专栏深受读者喜爱。著有散文集《我曾高高地爱过你》《裂纹暗响》,作品精选集《流浪途中的玫瑰》。有多篇散文...详细介绍
 
在青藏高原流浪
用文字铺成回家的路
对故乡“迟到的爱”
行走路上的人性光辉
文学是苦难人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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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盐都网文化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华。“无论在异乡,还是故乡,我一直都在流浪。”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也许会问,流浪对于一个作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在异乡流浪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故乡,他还一直在流浪?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这句话的作者——知名作家宗崇茂先生。宗老师,您好!

[宗崇茂]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 宗老师,听说您的《流浪途中的玫瑰》新书出版以后,在朋友圈很火?

[宗崇茂] 这本书是今年八月份面向全国发行的,出版社联合我们市作协还有报业集团在8月6日举行了一个新书发布会,新书发布以后,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全部上架,同时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引起了反响,朋友们都很支持。一本书出来,不能仅仅把发行的数量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对于我本人来讲,我希望我的书能找到真正喜欢它的人,要有效抵达这些读者的手中,更希望我的读者看到我的书以后能真正地喜欢它,这样,我的心就得到最大的满足。

[主持人] 我想您的这个愿望已经达到了。《流浪途中的玫瑰》,“流浪”对于您本人,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宗崇茂] 说真的,我喜欢“流浪”这个词。而且从我这半生的经历看来也一直在流浪。“流浪”该怎么来理解?我理解的“流浪”是双层意义上的,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精神的。当年在西部的时候,我觉得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回来以后,身体不是长期流浪了,但精神从来没有停止过流浪。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他的精神就应该不停地流浪,不能是停止的,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一种活力。

[主持人] 原来是这样!“玫瑰”是代表爱情吗?

[宗崇茂] 不是的。“玫瑰”在我这本书中,首先表示在流浪途中我收获的文字,对于我来说,它就是玫瑰,是一种爱;另外一种意义上,我在人生这种流浪的经历当中,我收获了很多的友情,一些人间的真情,它们都能归结于一种美好的东西,都能用“玫瑰”来概括。

[主持人] 我们知道《流浪途中的玫瑰》是您出版的第三本书,那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第一本和第二本?

[宗崇茂] 我的第一本书是2009年出版,名字叫《我曾高高地爱过你》,这本书是我从西部回来以后完成的,主要反映的是我在西部生活的经历、故事;第二本书叫《裂纹暗响》,是2014年出版的;第三本书就是今年刚刚出来的这本书,主要是近十年以来创作的散文的一些选集,其中有西部的,有家乡的,将它精选出来,也有一些最新的内容。

[主持人] 您的第一本书《我曾高高地爱过你》,这个“高高”其实是有几层意思的,对吧?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其他的还有吗?

[宗崇茂] 还有一种精神的高度。

[主持人] 那当时您所谓的“流浪”是到哪里去的呢?

[宗崇茂] 就是在西部啊。在青藏高原的青海部分。在青海,我主要在两个地区生活,先是在海北州,其次是海西州,海北州主要是草原,海西州是戈壁荒漠,我在那儿生活了三年时间。

[主持人] 我记得《我曾高高地爱过你》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江仓之冬》?

[宗崇茂] 对的。

[主持人] 江仓在青海哪个地方?

[宗崇茂] 在海北州。

[主持人] 海北,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冷,特别的孤独寂寞,您当时都写到了,当时都冷到什么程度呢?

[宗崇茂] 说起来就像个传奇一样,但都是真实的。江仓,它是藏语翻译过来的,表示“狼窝”的意思,是狼群出没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年四季几乎是每天都在下雪,哪怕是夏天,它到傍晚的时候就来场大雪。

[主持人] 它的海拔有多高?

[宗崇茂] 平均海拔在4200米。冬天最冷的时候,夜里面正常在零下四十二度。怎么比喻它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牙膏必须放在被窝里边再睡觉。

[主持人] 捂着?

[宗崇茂] 对的,要放在被窝里捂着,要不然第二天没办法把它挤出来。我们吃水,夏天的时候河流还融化,一到冬天以后,河流上面全部能行几十吨重的卡车。吃水怎么办?当时我们用开煤矿的炸药炸一个洞,以后附近的施工队轮流的定期的去打水。轮流的,为什么轮流?就是争取不让它冻起来,它冻起来很麻烦。好多民工在那边生活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因为天冷,因为寂寞孤独,以前说话滔滔不绝的人,之后都不爱讲话。

[主持人] 舌头也被冻起来了?

[宗崇茂] 对的,舌头也被冻起来了,都不灵活了,包括我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春节回来的时候,跟人家交流就发现有语言障碍,说话不那么流畅,这跟天气冷有很大的关系。

[主持人] 那您当时为什么要去西部呢?在哪一年去的?

[宗崇茂] 2003年。当时我从一个单位下岗以后,我们单位倒闭了,我下岗以后,投身商海,结局,失败了。失败以后可以叫负债累累,被迫背井离乡。我写过,“不叫无家可归,叫有家不能归。”只好把自己放逐一样的放到西部去。因为当时只有这么一个途径,才有可能挽救我自己本身的命运。

[主持人] 您当时是身负巨债,有这样一个精神的压力,在肉体上又在承受着这种的孤独和寒冷,那么在当时你们是什么样一个团队在那边工作的呢?

[宗崇茂] 我去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工头一样的,带领一大帮民工,少的时候有十个八个,多的时候有几十个,就带领他们到草原上去,去施工、搞建筑。

[主持人] 也就是说,那些人都是普通的民工?

[宗崇茂] 都是农民工。我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很朴实,跟他们交流更多是在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交流。在精神层面上,那个状况下,只有自我拯救。那我拯救的方式是什么?首先是阅读,其次是写作。

[主持人] 我记得您有一篇文章叫《日记》。因为当时你们在江仓草原上就像被封锁一样,已经有七个月了,好像接触不到人世一样,所以大家过日子都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就是凭您的日记再告诉您的农民兄弟们。

[宗崇茂] 对的。我几乎是每天都要写日记。当时好多民工,他们晚上歇下来的时候都很想家,就想着现在家里面收稻啦,收麦子啦,或者说我家里面老婆孩子过生日了,他们突然有人就问了,今天是多少号?哪一天了?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和外边交流。后来我就说,你们别着急,把我的日记本翻开了,我是顺下来的,今天是几号几号,就告诉他们。所以,我写日记还有一个意外的功效就是起到日历的作用。

[主持人] 我记得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也特别的感动人,就是说您把每个日子铺石子一样铺下去,在悄悄地为您自己将来回家铺一条路。

[宗崇茂] 是的。我的感觉就是,每天写一篇日记,就像每天在铺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慢慢铺着铺着就好像靠家近了一样,像用石头铺一条回家的路一样。

[主持人] 这句话每个人看了以后都会心生柔软。在您的文章里除了读到江仓,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就是那陵格勒。

[宗崇茂] 那陵格勒在青海的海西州,在海西州的柴达木盆地的最西边,靠新疆、西藏的交界处。“那陵格勒”在蒙语当中是“火”的意思,代表火,那边很干燥。

[主持人] 在我读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那陵格勒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苦,而是比较浪漫的,还有一种荒凉的美,现在再回想起来,能不能用您的语言再去形容一下当时在那个地方生活的状况?

[宗崇茂] 那陵格勒严格意义上还是属于可可西里这个大概念,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藏羚羊、黄羊等很多动物。但是那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应该说生活非常的艰苦,特别是风沙,沙漠要是刮起沙尘暴,非常可怕。其中,书当中写到一篇文章,叫《柴达木三日》,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有一次我们在沙漠中行车的时候,突然就起了风暴,本来前面还有一条路的痕迹,一下子全部抹去了。

[主持人] 沙漠把这个全部淹掉了?

[宗崇茂] 风持续刮了时间长了以后,前面一个高高的沙丘,眼看着沙丘明明在前方的,马上就没了,整个沙丘就移动到其它地方去了。

[主持人] 风力很大!

[宗崇茂] 几尺范围之内都看不到视线,那次是非常危险,如果说我们车停下来,那就很有可能车就被淹了,就被埋进去了。我们真的是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朝前挪。但是当沙漠安静下来的时候也很美丽。我写过一篇月光下的那种沙漠——《那陵格勒之沙》,它也很美。它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那么安静、圆润。

[主持人] 我刚才在《柴达木三日》里面想到一句话,“格尔木一出,上帝之手正渐渐松开,我们被推向世界之外”。

[宗崇茂] 格尔木是青海西部最大的城市,这个城市里边吃的、喝的、生活用品都可以买到,从格尔木这个城市一向西,那时再向西边就没有公路了。整个行车的过程是非常的艰难,在路上抛锚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抛锚抛一天,进不了,退不了,想办法跟后方联系派车,车坏了就去拉回来。

[主持人] 在那么孤独的时候,在精神压力那么大的时候,特别是在晚上,工作了一天,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家呢?或者想过故乡的亲人呢?

[宗崇茂] 那是肯定的了。应该说,稍微一闲下来,脑子当中首先就是对家人的思念,家里的亲人、小孩、父母啊,到了晚上更是这样。

[主持人] 为什么我这样问呢?就是我在读您的一篇文章叫《攀着月光的藤蔓》。那天应该是八月十五,您描写那天晚上的月亮是这样描写的“今晚的月亮,像隐埋于必经之路上的一颗地雷,注定有人为它所伤”,这里面的“注定有人为它所伤”中的“有人”也许就是您自己,或者说您身边的民工。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诗人的情怀呢?

[宗崇茂] 其实我觉得它表达的不是浪漫,只是一种深深的忧伤,因为月亮是代表一种美好,特别是八月中秋的月亮。但是作为我们漂泊异乡的人,一群浪子,没办法回到故乡,他们心中是害怕碰到月亮,他们希望,包括我自己,希望八月十五这一天不要出月亮才好。为什么?睹物思人啊!思乡哪!但是那一天月亮特别的大,特别的圆,所以,我就这样写了,它隐埋于必经之路,你绕不过去的。

[主持人] 还有最后一句就是说,月光顺着山体斜斜地垂落下来,就像纷披而下的万千条藤蔓。

[宗崇茂] 之所以这样写,是代表一种无奈。因为那天晚上我们是要爬上山打电话,要翻过两座山头。当翻过两个山头的时候,海拔那么高,几个人像急行军一样的,跑到山脚下的时候,已经跑不动了,气喘吁吁,但是,必须要爬上山顶,才有可能找到手机信号。那个时候,大家都没劲爬了。我跟他们说,赶快!到了山顶我们就能打电话了。我当时脑子就想象——要是月光能像藤蔓一样的垂下来,让我们每个人攀着上去,又省力气又很快地能到达山顶。

[主持人] 孙昕晨在为您第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他也提到过这个事情,这些人都是最底层的民工,如果您不去为他们做一些记录的话,这些故事就像风刮过一样,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所以说您当时身边的这些民工,如果看到您能出这样一本书,他们应该也是感到很有慰藉的。

[宗崇茂] 当时,我对他们确实充满了一种情感,觉得他们很不容易,但是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不能很好地表达,我内心觉得有一种责任,要把这些好的故事记录下来,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我。

[主持人] 在记录这些故事的时候没有电,也没有电脑,当时靠的就是记日记吗?

[宗崇茂] 对的。我曾经在报纸上开过一个专栏叫《烛光草原》。为什么叫《烛光草原》?在那个地方写作,没有电,也没有其它什么东西。我每次进山的时候都是买了很多很多蜡烛。因为那个地方海拔高,蜡烛点一次两支都不行,至少要四支。

[主持人] 四支以上,才能够看书?

[宗崇茂] 对的,四支以上才能够看书,才能在日记本上写东西。

[主持人] 您当时所有的文字,也就是《我曾高高地爱过你》这本书,都是当时记在日记本上,回来以后把它打印出来呈现为作品的?

[宗崇茂] 对的。当时全部是写在日记本上的,因为没有其它的东西来书写。

[主持人] 那当时您跟外界沟通主要靠什么?

[宗崇茂] 跟外界的沟通,一个是私人的交往,跟外面朋友的交往主要靠书信。

[主持人] 当时哪几位朋友跟您书信往来比较密切?

[宗崇茂] 首先,我向外面投稿的时候,我把稿件带到城外去,寄到报纸、杂志,一般编辑会给我回信,给我寄样刊样报。另外一个是跟朋友的私人交往,孙昕晨老师,包括胡龙、丁立梅……在我的第一本书当中,其中有好多的篇章,比如说《我的纸包着我的火》,还有叫《面对雪山,大声呼喊》《沙漠里开什么花》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当时我写在日记本上的,是首先写在日记本上,后来就作为通信,作为一封信跟他们做交流,回来以后,把它们稍微整理了一下,把它变成文章发表出来。

[主持人] 那您当时和他们的这种交流,对您在身处那样一个和风雪在抗争,和大自然的一些艰苦环境在抗争,甚至和自己内心的煎熬在抗争的时候,起到了一个怎样的引领作用?

[宗崇茂] 这个作用太大了!他们当时是我跟外部世界保持接触的窗口,一个唯一的窗口。人呢,有时候肉体上的一些煎熬还能承受,精神的煎熬才是最难承受的。要是没有他们跟我通信,有一种精神的交流,真的很难支撑下来。这些朋友不但给我一些友情的温暖,而且能指导我读些好书,给我寄书,比如孙昕晨老师给我寄了好多书。我通过阅读这些作品,阅读他们的信,获得了非常大的力量。

[主持人] 除了您和朋友的交往以外,我们也发现您在草原上也写了不少关于亲人的一些诗歌或散文。

[宗崇茂] 人哪,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其实人的这种重心、向心,还是在故乡这一块的。

[主持人] 那您在西部总共待了几年呢?

[宗崇茂] 前后有三年时间。

[主持人] 《我曾高高地爱过你》出版以后的几年,又看到您的另一本书《裂纹暗响》,包括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的第三本书《流浪途中的玫瑰》。其实,我们都读到了很多您写家乡的作品,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宗格庄。宗格庄是您出生的地方?

[宗崇茂] 对的。

[主持人] 为什么会这样集中地突出地在书里面写您的家乡呢?

[宗崇茂] 宗格庄是我的出生成长的地方,我离开宗格庄的时候已经是十五六岁,其实我觉得,在我到西部以前,我对故乡的了解真的很肤浅,正是因为经历了西部流浪的这么一个过程以后,再回头,再重新回到故乡,浪子归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故乡的了解太少了。故乡有那么多东西值得我去写,所以我就带着一种重新发现,带着一种内疚的感觉,我想重新认识我的故乡。所以,我有意识地写了这方面,好多题材,有故乡的人、故乡的事。

[主持人] 我们现在也明显地感觉到您现在星期假日,人好像都是在自己的故乡那块土地上。

[宗崇茂] 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越来越喜欢。这种喜欢可能来得稍微迟了一点,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故乡经历了现代化的这样巨大的一种变化当中,在现代化浪潮的一种融化当中,一些古老的东西在不断地消逝,到我这个年龄以后,就更加觉得有一种紧迫感,有机会就想回去看一看,还有一个老母亲,年龄越来越大,母亲在,故乡才有意义。所以我想,有可能尽量多回去,用文字把在故乡的感受保存下来。

[主持人]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叫《另一座村庄》,表现的是村庄里面的一个墓地,但是用您的视觉或者用您的文笔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那个村庄就是宗格庄里面的一部分,这篇文章给很多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宗崇茂] 很多朋友喜欢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要是没有经历西部的那些东西,没经历过很多生死的场景的话,我是写不出来的。其实这篇文章当中,我更多的是想表达一个农村人眼里生死的哲学。在我们农村人眼里面,生和死是不可分割的,是融为一体的。生,是死的一部分;死,是生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我把死写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平静,他们就像生者活在一个村庄,死者活在一个村庄,而这两个村庄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的血脉通过地下是相连在一块的。

[主持人] 其实您的文字,回来以后不仅仅写了您家乡的那一块土地上的人和事,还写了我们盐城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一些底层的人物,包括在敬老院写的那位老太太,包括写您自己的那个连襟,还包括写了南门桥旁边的一个神经上有点问题的唱戏的人,您回来以后为什么把目光放在这些底层人物的身上呢?跟您在西部和民工一起生活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宗崇茂] 这跟我本人成长的经历,包括人生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关注他们背后的一些命运。我和很多朋友聊过,写作的对象有很多,这不是问题,只是我们缺少表达能力的问题,像我们身边,包括我们家乡,包括我们在城市生活的周边,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凡的,而在他们背后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命运、苦难。一个作家要能发现它,很好地表达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主持人] 我们也看到您在第三本书里面,应该说这里面的章节和前两本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加进去了很多旅行的文字,这旅行和您的“流浪”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宗崇茂] 旅行是我回来以后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我要争取每年都要出去长途旅行一次,我觉得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可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很压抑的。而且在旅行当中,我不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者,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孙昕晨一起出去好多次,每次都是我们两个人,或者我们两家人。我们规划一个很独特的线路,不跟团,自己行走,在这个自助旅行过程中就非常有意思,可以很好地享受这个旅程,在旅程当中也发生了好多有趣的故事,我在书当中也记了相当多。

[主持人] 诗人刘年说过,作为一个诗人或者一个作家,他在创作上需要不断地体验、不断地读书,还要去行走。我觉得他所说的“行走”,也就是让一个人经常出去走走看看这个世界,这种行走的方式就是通过旅行来实现的。

[宗崇茂] 对的。在旅途之中,你可以扔掉一些东西,也可以收获一些东西,补充一些东西进来。好像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容器一样的,好多东西你必须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要把它不断地抛弃,新的东西才可以进来,才能焕发一些新的生命出来。

[主持人] 这几年,您印象比较深的是哪几次旅行呢?

[宗崇茂] 到西藏的一次是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我在西部生活那么长时间,但我还没真正到过西藏,拉萨也没去过,包括藏原地区,那次都去了,时间蛮长。还有就是东北,我和孙昕晨,去了两次,包括重游一些老地方,非常有意思,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都喜欢北方的那种气象,那种景色。

[主持人] 听说您认识了一个在火车上面的列车员,然后和他之间发生了一段很温暖的故事?

[宗崇茂] 我们第一次到东北去的时候,在火车上,晚上睡不着觉,他就过来坐在我对面,大家就聊起来了。他姓李,他给我讲了好多大兴安岭的故事,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听老李唠嗑兴安岭》。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其实这种偶然的遇见也很正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互相留了号码,留了号码回来以后还偶尔的发个短信,一年也发不了几次。到去年,我们决定到东北重游的时候,我就又想起这个老李,就跟他联系,老李听说我们要去了以后非常地高兴,他说,我们见见面。我说,你说的是在火车上还是在家里?他说,在家里。我说,那行,在什么地方见面?他跟我预约了黑龙江的一个边境的城市,叫“呼玛”的这个城市。他的家是在大兴安岭的深林当中的一个城市。

[主持人] 他为了见你们专门约了这样一个稍微有名气一点的地方?

[宗崇茂] 对的,是一个小城市,中国边境的一个小城市。我们约好了这次见面。后来因为这个约定,本来我们这次旅行当中没有呼玛这个点的,我们俩又做功课把它加进去。这次我们到了呼玛以后,真的见上面了,特别地感慨。这在别人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人一旦从日常生活进入到旅途状态以后,就变得特别纯粹起来了,他不会考虑其他太多的事情,说见面,朋友就见个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光辉。在旅途之中能够发现这种人性的美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跟身边的人相处了那么多年,还不一定有那种感觉,但是,到了旅途上之后,本来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很快地就像水一样地融在一块了。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我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主持人] 一般的大家都知道您是写散文的,是散文作家,其实我们最近几年来发现,您的诗歌在报纸上发表的也很多,包括您的微信圈上也经常发表您个人的诗歌,在您的第二本书《裂纹暗响》里边也看到了一篇长诗《余烬》。您这样一个诗歌的创作和您目前大量创作的散文,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宗崇茂] 我很惭愧别人说我是诗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诗的。但是我读诗、学写诗有很多年,一个可能跟我喜爱诗歌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身边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写诗的。而且,我越来越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或者说一部优秀的作品,它里边必须要有诗歌精神,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优秀的伟大的作品都必须要有诗歌精神,所以说,我也是有意识的开始读诗,偶尔地涂鸦几句。

[主持人] 我觉得写诗和写散文看上去是两种文体,实际上内在感情的表达是一致的。您写诗最早是在哪一年呢?

[宗崇茂]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诗歌的氛围很浓,不写几句诗好像都不好意思活在那个年代一样。

[主持人] 这种写诗之后对您写散文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宗崇茂] 非常有好处。一个是对语言的训练非常有帮助,让你学会简洁,第二个是对想象的训练,包括对表达方式的一种训练,都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我想说,无论写小说写散文,读诗绝对是有帮助的。

[主持人] 作家苇岸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那么他的作品难免会有冗长或者华而不实的弊端。那就是说明,我们写散文的作家可能在诗歌的创作上要有些学习。

[宗崇茂] 对的。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主持人]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问题呢?在您的书里边有一个章节叫《碎裂的冰块》,这个《碎裂的冰块》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歌,但是我们读起来它又像散文又像诗歌,而且每一句里边都有着诗性的光辉,比如说,您写的几句话,“我写出的句子,就是我经历过的道路”,这种句子很意味深长,第二句叫“因为芬芳,我原谅了玫瑰的刺”,像这样的句子如果把它解剖开来,它就是一首诗,它的这种意象,您可以尽可能地去想象。还有一句是这样的,“阳光照耀你的面容,而我渴望照耀你的灵魂”。

[宗崇茂] 这些句子为什么叫“碎裂的冰块”?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是在西部的那个时候,当时天很冷,对于我的人生讲也是非常冷的一个阶段,那时候偶尔地来一些思考,这些句子都是偶尔思考的时候很零星地记录下来的。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已经有一大块,它们就像冰块一样的,它是碎裂的,它不是某个时刻一下子一气呵成写下来的。不过这个“碎裂的冰块”,这么多年我还一直在写,现在我还是采取这种断思式的来写这些东西,还是蛮喜欢这个东西。

[主持人] 我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您的写作和别人不同,其中有一点就是您用您的生命体验在写作。

[宗崇茂] 刚才你说的那一句“我写出的句子,就是我经历过的道路”,这个句子还有后半句,“在无垠的大漠中,我要制造很多条道路,直到走出沙漠的那一天”。当时在那个地方回不来,精神很困惑,我就希望通过这种文字,通过写作,为自己找到一种回家的精神通道,就是我要不停地写,好像每写一句话都是在制造一条道路一样的,直到我真正地走出去了,在沙漠当中把这个道路接上,能从这个路回家了。

[主持人]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对于您当时那三年来讲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宗崇茂] 是的,它对于心灵是拯救式的。也有些批评家朋友跟我说,你的作品是不是过于沉溺于过去的一些苦难。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但是他们又不能真正地作为一个经历者,在那个状态之下,那种经历在心中留下的巨大的难以化开的难以散去的一些东西在里边的,可能就像冰块一样,它融化不掉。

[主持人] 您的第一本书主要是写的在西部的人生故事,所以当时孙昕晨老师在为您写序的时候,也给了您在西部写作这方面一个很高的评价。他当时也在试着问自己,他说,我这样是不是对崇茂有所偏爱?因为他本身也是您的一个文学兄长,感情也是很深的,后来我他自己用了俄罗斯一位诗人的话来回答了,他说,我爱的也许并不是你,而是在你身上,我爱的是我往昔的痛苦。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痛苦或者苦难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您身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宗崇茂] 另外一位作家的作品文字可能就是变成了一面镜子。

[主持人] 从西部归来,回到您的故乡,这十几年来,您做一个总结的话,您自己怎么来总结自己呢?

[宗崇茂]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条小船在一个河流上航行,它可能有的时候很顺,有时候可能一辈子都很顺,但是,像我的人生,就被一个浪头一下子打翻了,然后落在水中,再重新爬上小船。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可能这些经历未必是坏事,虽然在当时那个状态之下,你不会这样想,你希望尽快地解脱,不可能想我为了做一个好作家,我必须要经历痛苦,没人这么傻瓜。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它是一笔财富。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也很不幸,他们经历了更多的苦难,但那些人很可能经历就经历过了,没有变成财富。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作家跟他们的区别。一个作家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变成阅历,通过文字把它呈现出来,保存下来,经历的苦难就变成有意义的了。第二个,我觉得一个人不管在什么状态之下,要有信仰,这个信仰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特定的宗教,我觉得文学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种信仰的意义。要是没有信仰的支撑,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不可能走到今天。我记得法国一个作家叫薇依说过这样一句话,宗教是苦难人的宗教,当一个人通过不幸来爱上帝的时候,这就是真正地爱上了上帝。那我借用他的话来讲,我觉得文学也是苦难人的文学,当一个人经历了苦难以后,通过这个苦难来爱上文学的时候,才是真正地爱文学。以前在人生最顺境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我也写作,也在报纸上发表,但那些东西拿出来以后都没什么分量。那个时候文学是离我很远的,没真正靠近文学。正因为到了西部以后的文学写作、阅读,才让我感到一种温暖、一种拯救。到今天,我的苦难已经经历过来了,那为什么还在爱着文学呢?我觉得这是已经变成了我精神的一部分,已经是离不开的一部分。

[主持人] 伟大的作家里尔克曾经说过,一个人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视他灵魂的强度和承载力。这样一说的话,我更能理解您刚才说的那段话的意思。非常感谢宗老师真切又诚恳地和我们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和他的文学创作。宗老师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苦难,另一方面又勇敢地面对阳光,最后我想用《人间草木》作者周宁的话结束我们的访谈,只有经历过极度的痛苦与绝望,才能焕发起对生命真挚热烈的爱,从中体验到充盈与幸福。好,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本次访谈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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